在全球女性癌症谱系中，卵巢癌一直以“难治”著称。难治的原因之一是其早期症状十分隐匿，约70%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。再加上复发率高、预后较差等因素，卵巢癌也成为了主要的“妇女杀手”之一。

卵巢癌的治疗策略经历了漫长的演变。从19世纪早期的开创性手术起步，当时卵巢切除术因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而风险极高；但在十九世纪后期，随着无菌技术和麻醉的应用，该手术的死亡率从惊人的50%大幅降至11%，成为治疗史上的重要转折。此后，医学的进步持续推动治疗策略的演进：20世纪中期引入放射治疗，70-80年代铂类与紫杉烷类化疗药物问世，直再到21世纪靶向治疗创新，每一步都为卵巢癌的治疗带来了深刻改变。近十余年来，随着靶向治疗时代的开启和新型分子疗法的不断涌现，卵巢癌的治疗格局迎来了新的转机。

回望整个卵巢癌治疗的发展史，各类治疗手段的迭代演进，全球各界协同创新，共同推动着卵巢癌治疗领域的每一次重大突破

从“无差别杀伤”到“精准打击”

自从基于铂类药物的组合化疗成为标准治疗后，晚期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了约25%，但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。约80%的患者在接受一线治疗后有望获得完全缓解，然而残酷的是，60%~80%患者会在18个月内因化疗耐药复发，即便二线治疗有效，85%患者仍会在两年内再次出现疾病进展。临床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未竟医疗需求。

21世纪初，靶向治疗时代拉开了帷幕，也为卵巢癌的治疗带来了突破——开始从“无差别杀伤”的传统化疗模式，转向针对肿瘤特定分子特征的“精准打击”策略。

2011年，欧洲率先批准了抗血管生成药物Avastin（bevacizumab，贝伐珠单抗）与铂-紫杉烷类化疗的联合方案，用于晚期卵巢癌的一线治疗及维持治疗。该药物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来“饿死”癌细胞，与化疗联用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。三年后，美国FDA也批准了该药在铂类耐药复发性卵巢癌二线治疗中的应用。作为一类在卵巢癌领域取得突破的生物制品，贝伐珠单抗能暂时延缓疾病进展，但难以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时间，加上该药有可能引发一些不良反应，医学界希望找到更安全有效的新疗法。

“合成致死”，针对卵巢癌的常见突变

2014年，随着首款PARP抑制剂的问世为卵巢癌治疗带来了革命性转变。这一突破可追溯至1922年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Calvin Bridges博士发现了“合成致死”现象——既两个基因同时发生突变时会导致细胞死亡，而单独突变却不会。

近一个世纪后，这一机制成为了抗癌药物开发的新思路。2005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同期发表两项里程碑研究首次证实：PARP抑制剂与BRCA突变存在“合成致死”效应。其原理在于，BRCA突变会破坏癌细胞修复DNA双链断裂的能力，而PARP抑制剂则能阻断另一条修复单链断裂的通路。当两种机制同时被抑制时，癌细胞就会因无法修复DNA损伤而死亡。

约15%的卵巢癌患者携带BRCA基因突变，这为PARP抑制剂的应用提供了理想靶点。经过近十年的临床探索，2014年12月，FDA批准了首款PARP抑制剂Lynparza（olaparib，奥拉帕利），用于治疗携带BRCA种系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。

奥拉帕利的成功推动了更多PARP抑制剂的研发。2016年，Zejula（niraparib，尼拉帕利）证实其对同源重组修复缺陷（HRD）阳性的非BRCA突变患者同样有效，进一步扩大了受益人群。截至目前，全球已有7款PARP抑制剂获批，其中6款可用于治疗卵巢癌，包括奥拉帕利、尼拉帕利，塞纳帕利、帕米帕利、氟唑帕利，以及和Rubraca（rucaparib）。它们通过精准打击癌细胞的DNA修复缺陷，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。 

随着PARP抑制剂广泛应用于在一线维持治疗，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持续提升。例如，在一项临床试验中，晚期高风险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超过40%。这一进步源于多方面的协同进展：更彻底的手术肿瘤减灭，更有效的化疗方案，PARP抑制剂的维持治疗的精准应用，以及其他靶向药物的合理组合，共同延缓了疾病复发的进程。

从靶向药到免疫疗法

在PARP抑制剂取得显著临床成果的同时，多种机制各异的卵巢癌创新疗法也陆续问世，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治疗选择。以叶酸受体α（FRα）为例，尽管该靶点在35-40%的卵巢癌中存在高表达，但长期以来缺乏有效靶向药物。2022年11月，FDA加速批准了首个靶向FRα的抗体偶联药物（ADC）Elahere（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）。该药物通过将FRα单抗与细胞毒性分子DM4偶联，实现了对铂类耐药卵巢癌的杀伤打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疗法是首个在铂类耐药卵巢癌患者上显示带来总生存期（OS）获益的疗法：在其关键3期临床中，Elahere组患者的中位OS为16.46个月，较研究者选择（IC）化疗组的12.75个月延长近4个月。

针对化疗应答率较低的卵巢癌亚型，2025年5月，FDA加速批准了RAF/MEK抑制剂avutometinib联合FAK抑制剂defactinib方案（Avmapki Fakzynja Co-Pack）用于KRAS突变型复发性低级别浆液性卵巢癌（LGSOC）。Avutometinib可同时抑制RAF和MEK，克服了传统MEK抑制剂的代偿性激活问题。

在抗血管生成治疗方面，新一代重组人源化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（VEGF）抗体苏维西塔单抗于今年7月获中国NMPA批准，可与紫杉醇、多柔比星脂质体或拓扑替康联用治疗铂耐药后接受过不超过1种系统治疗的成人复发性卵巢癌、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的治疗。在一项3期临床试验中，与对照组相比，苏维西塔单抗组显示出总生存期获益趋势（16.07个月 vs 14.88个月）。此外，该药物的临床应用不受前线VEGF通路治疗和PARP抑制剂靶向治疗的限制，与化疗联用也不受化疗种类限制。

除上述靶点外，约1-2%的卵巢癌患者携带NTRK基因融合突变，该突变会驱动异常细胞生长和癌症进展。Vitrakvi（larotrectinib，拉罗替尼）和Rozlytrek（entrectinib，恩曲替尼）能够阻断突变NTRK基因产生异常蛋白质，适用于那些经治后进展、携带NTRK基因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。

在靶向疗法不断突破的同时，免疫治疗也为卵巢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。癌细胞常利用免疫“检查点”机制逃避免疫监视，以PD-1/PD-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，通过阻断这一逃逸通路，能够重新激活T细胞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。

目前，包括Keytruda（pembrolizumab，帕博利珠单抗）、Jemperli（dostarlimab）和百泽安（替雷利珠单抗）在内的多种PD-1抑制剂已获得监管批准，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微卫星高度不稳定型（MSI-H）或错配修复基因缺陷型（dMMR）的晚期实体瘤患者，其中也包括卵巢癌患者。

靶向治疗与免疫疗法的持续涌现，正推动卵巢癌治疗迈向精准化和个体化的新时代。随着对卵巢癌分子机制理解的深入以及创新药物的不断研发，临床医生得以依据患者的分子特征，选择更加匹配的治疗策略，为不同亚型的卵巢癌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治疗选择。

一体化平台赋能卵巢癌新药开发

从十九世纪的卵巢切除术发展至如今的精准靶向治疗，人类对抗卵巢癌的征程已走过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。一方面看，治疗手段不断革新，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。然而另一方面，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至今仍未突破50%。这一现实始终提醒我们：与卵巢癌这一“沉默杀手”的较量，依然任重而道远。

根据公开资料，目前有数百卵巢癌疗法研发管线已进入临床开发阶段。长期以来，药明康德都在支持全球合作伙伴从药物研究（R）、开发（D）到商业化生产（M）各个阶段的需求，通过独特的一体化、端到端CRDMO模式，助力突破性疗法加速研发进程、早日惠及患者。我们很高兴能赋能来自全球客户的卵巢癌新药的开发，也将继续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同行，共同推动卵巢癌治疗的突破，让更多患者迎来曙光！